彭建刚，1955年出生，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系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为湖南大学岳麓学者，金融与统计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金融学科学术带头人，“985工程”首席科学家，湖南大学金融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经济学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轮值主任），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专家组成员。兼任中国金融学会理事，湖南省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工程年会常务理事。在银行管理、金融监管、金融生态和金融发展等领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在金融学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已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项目等科研课题共30多项。在SSCI、EI、CSSCI、CSCD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和学术文集发表论文240多篇，出版《彭建刚文集》《现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研究》等专著和教材10多部。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科研成果奖。主持国家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商业银行管理学”。

少时生活环境的熏陶

我从小便生活在湖南日报社大院，经常有机会翻看发表在报纸和新闻类期刊上的文章，或者通讯员们的一手资料。一方面，激发了自己的求知欲，增加了对社会的关心；另一方面，也在潜移默化地提高了自己的文字功底。父母都非常鼓励我们兄妹读书，我能有今日的学术成绩，受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

从有记忆开始，就觉得母亲崇尚知识和文化。20世纪60年代初，她一边工作，一边上夜校，整整齐齐的文字习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母亲在白天繁忙的工作过后，晚上就在桌前习字，练习写文章。望着母亲习字的背影，躺在床上的我曾天真地问：“人为什么要读书？”她回头笑着答道：“早点睡觉吧。你还小，以后就会知道的。”这情景在我脑海中已留存了50多年。

当年，我在湖南日报子弟小学读书时成绩优秀而且各科发展比较均衡，每科一般都能达到九十多分或满分，被评为“长沙市三好学生”。中学就读于长沙市第三中学（现为明德中学），初中是排长（即现在的学生班长）、副连长，高中是排长，成绩一直在年级名列前茅。

父母对我们兄妹读书的支持和鼓励，主要体现在学习条件的保证上。我们在中小学就读时，家里的人均生活费用较低，但三兄妹的学习用品从来不缺，穿着也相当整齐。当我经报社子弟小学推荐被评为“长沙市北区三好学生”（长沙市北区，旧区名，1996年撤销）和“长沙市三好学生”时，父母的奖励是一支新的钢笔。

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我和弟弟妹妹中小学成绩都比较好，而且这种读书的习惯也影响到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三兄妹的子女均考取了国内或国外知名院校的博士研究生，在湖南日报社大院已成为佳话。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练

作为50后，经历了新中国社会发展大的演变。中学毕业后不久，成为了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

知青干活。

知青种地。

具体说来，1973年5月，由省委宣传部统一安排，我和20多名湖南日报社子弟集体下放到汉寿县清水坝湖南省五七干校（后改为湖南省供销社副业生产试验场）。那一年，湖南日报社、新华社湖南分社、湖南省广播电视台的应届中学毕业子弟都要统一下乡到这一干校。当时，清水坝干校还有不少省里的下放干部在劳动，随后一两年内，通过落实政策，这些干部大多回长沙去了，剩下的知青就必须独当一面。那时候清水坝干校没有当地农民，只有知青和干部。干部一走，干校里的农活基本上都由我们知青来做，包括种田、养鱼、种菜、养猪、生产粉丝等。

记得初到乡下的时候，被分配到饲养排养猪。后来在不同的年份分别担任了饲养排副排长、蔬菜队政治队长、农场团总支书记和粉厂负责人。我们自己搞食堂，自己种菜，生活还挺充实的。我当时整天参加高强度的劳动，5年没看过数理化教科书。养猪时琢磨猪饲料，思考如何才能提高猪的生长速度和品质。由于表现积极，踏实肯干，不仅被大家选为队长，还被评选为“湖南省上山下乡优秀知识青年”，1975年5月参加了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在干校（农场）干了5年，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历练出坚韧不拔、勤奋进取的秉性和生活作风。

抓住高考的机遇

1977年下半年恢复高考，有幸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可以说这是改变我人生的一件大事，既满足了自己对知识的渴望，又为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发展平台。

记得1977年1月，母亲冒着大雪来到农场看望我。那是一个冬日的上午，我作为粉厂的负责人带领大家敲开工作间大水缸的冰块，双手伸进冰水里按工序搓散已冷冻的粉丝，拿到室外去风干。母亲在旁边看着特别心痛，但没说半句闲话。顺便提一下，当年我们生产的粉丝主要卖到香港。这一年的9月国家决定恢复高考，母亲很快告诉了我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并鼓励我报考，她的实际支持就是寄来高考复习资料。高中毕业已5年的我，仅仅利用业余时间复习了两个来月，就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中南矿冶学院（即现在的中南大学）。

近40年后，2015年7月，母亲以83岁高龄因病谢世，清理遗物时，看到许多与我有关的学习资料，包括留学比利时和美国的多封往来信件都整齐地收藏在母亲卧室的柜子里，我感到心酸无比，母亲的恩情似海深。我从事高等教育已有30多年，近两年已系统地整理了自己各学术研究阶段的经济学和金融学专业文献，共五卷，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谨以这套文集献给敬爱的母亲。

能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真是机会难得。回忆起1976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情形，历历在目。我所在的农场有湖南医学院的招生名额，群众推选，我的得票率高，农场领导当时谈话要求我留下，我只好留下了。1976年6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8月被湖南省供销社录用留在了农场，不久后成为省供销社在农场筹办湖南省供销学校的工作小组成员之一。高考报名的时候，农场主要领导是不支持我报考的，找我父母做工作。因国家鼓励自由报名，加上自己对知识的强烈渴望，不愿意错过这次宝贵的机会，坚持要报考。那时，农场的知识青年大多招工走了，工作任务重，只能咬紧牙关，利用周末和晚上等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努力复习。当时的中学课本难度不算大，加上学习激情高涨，求知欲望强烈，书本的内容基本上能做到过目不忘，可以达到一天通读一本教材的境界。感谢社会给了我上大学的机会，整个农场报名参加高考的有几十人，只有我幸运地考上了大学。当时不想报考师范类院校，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职业，而崇尚工科，故高考填的三个志愿都是非师范类院校的工科专业，分别是中南矿冶学院、湖南大学和长沙冶金工业学校（填报的专业分别是冶金分析化学和电气工程）。至于后来大学一毕业就当了老师，是因为我高考成绩较好，被中南矿冶学院招录到了培养高校教师的物理师资班。当时国家实行大学毕业生就业统一分配的制度，而我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走上了高等教育工作者的道路。

接受教师这个职业经历了这样一段心路历程。80年代，国家缺教师，当时社会上也认为高校教师这个职业比较体面，因此我就这样硬着头皮干下去了。干上这一行，便慢慢地爱上了这一行。高校教师这个职业有几点吸引了我：第一，不需要坐班，比较自由；第二，跟科学打交道，追求真理，比较专一；第三， 国家要发展，教育就要优先发展，发展前景好。所以从一开始不愿当老师，到现在连续干了几十年仍乐此不疲。1990年到1992年，我曾由湖南省委组织部安排到湖南省益阳市挂职任副市长两年，《中国干部教育》1993年第1期和湖南省委组织部刊物《湖南组织工作》1992年第25期曾分别对我在益阳的工作做过肯定性的报道。虽然分管的工作得到了当地群众和领导的认可，但还是坚定了继续在高校任教的理念。我不喜欢喝酒抽烟，已习惯了高等学校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大学本科主修理论物理，但现在从事的学科专业是经济学和金融学，这种由物理走向金融的转变是与自身的经历和选择分不开的。从小生活在新闻单位的环境里，潜意识里对文科和社会科学有一种向往，增加了对社会的关心，对经济的关心。受此环境的熏陶，我喜欢思考，有机会锤炼文笔。本科毕业之后，认为理论物理与学以致用的想法有较大的差距，立志要转到社会科学领域中来。当时国家正在重点发展经济，这是机会。有较好的文笔基础，逻辑思维能力强，并且具备一定的数理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上大学前在省供销商业系统工作，这些都是我的相对优势。经过竞争激烈的考试，1984年9月，开始在中南工业大学（即现在的中南大学）社会科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1987年，毕业后留校在管理系经济教研室工作，主讲“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和“投资项目管理”等课程，指导金融管理等研究方向的硕士生。1995年初，决心专攻金融管理，调入湖南财经学院金融系，主讲“银行信贷管理学”“商业银行管理学”“国际信贷”“金融管理研究”和“管理经济学”等课程，指导商业银行和金融管理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因教学科研突出，1999年经学校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推荐，2000年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湖南财经学院与湖南大学合并后，一直在湖南大学任教，是湖南省首批金融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

天道酬勤

1996年，我41岁，有幸成了湖南财经学院金融系最年轻的教授。我不仅是一名师者，也是一名学者，在学术的世界里没有终点，只有孜孜不倦地前行才能有新的收获。当年我给金融学专业本科生上课，同时还指导了三个即将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决意攻读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在很短的备考时间里，我利用以前做管理时积累的经验，将上课、带学生、考博复习三者有机结合，齐头并进，最终如愿以偿，考上武汉大学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西方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这一年，还通过了出国留学人员英语水平考试，被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录取，并于1997年底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比利时访学一年。说到留学比利时，有一段有趣的插曲。根特大学金融系主任一开始并未称呼我为“Professor”，而是叫我“Mr.Peng”。一天，他送我一本美国的《商业银行财务管理》英文教材，随后我送他一本由我自己在国内编写的中文教材《银行管理经济学》（有英文目录和较多的图表、公式）。《银行管理经济学》涉及的西方微观经济学内容较多，他对我的称呼也就改成了“Professor Peng”。我们俩的关系也因此更进一步，此后还合作研究并发表了2篇金融学术论文。从比利时回国三年后，又被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派遣，到美国休斯顿大学金融系作高级访问学者，与全球金融学者学术排名第18位的Bong -Soo Lee教授开展学术研究并在国际学术期刊合作发表论文。

2000年，我获得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我相信，成功与机遇总是垂青那些勤奋、坚持且善于思考的人。为了更好地推动金融学科的建设，作为学科带头人、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之一，我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牵头并成功申报湖南大学金融学省级重点学科和金融学博士点。

在金融学博士点申报的过程中，我担任的是学术牵头人的角色，起到了积极的组织和推动作用。申报成功当然是我们整个学院，特别是专业教授和学术带头人通力合作、长期开展学科建设的结果，而由我带领的团队在当时取得的突出学术成果起到了关键的引领作用。我们金融管理研究团队，起航于1997年，这一年我主持了湖南财经学院金融学科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研究”。该课题运用系统论原理，基于商业银行信贷过程存在的空间差和时间差，在国内较早开展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研究，发现了边际分析方法和生产要素最优组合原理在商业银行运用的局限性，厘清了商业银行实现价值最大化的最终目标与资金“三性平衡”的基本目标之间的关系，按内在逻辑关系将商业银行的自律与监管统一在资产负债管理理论框架内。这个国家级研究项目发表了几十篇有影响的论文，两本著作，多个研究报告，获得了国内同行们较为广泛的认同，获得了全国第四届金融优秀论文二等奖、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湖南省第四届优秀社会科学著作奖。该课题成果的核心内容后来构成了由我主编的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金融出版社名家经典教材《商业银行管理学》的主要理论基点。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一学术团队在教学上也很努力，10来个教师所教授的大学本科课程“商业银行管理学”是国内高校该门课程最早的国家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成功源于永不止步的探索与追求。金融管理研究团队并没有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而是以此作为动力，潜心研究，继续攀登。2004年我成功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研究”，这是当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应用经济学科金融学唯一的重点项目，实现了我校在金融学科国家级重点课题零的突破。该课题研究的是，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涉及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进程，其必须为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并促进地方金融机构创新性发展这一重大问题。通过研究地方中小型金融机构的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业务创新，我们取得了具有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课题专著《中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出版）获教育部第六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和湖南省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银行信贷风险的精细计量、经济资本配置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是当前金融学研究和金融机构实践的国际前沿领域，湖南大学金融管理研究团队近10年来，在《巴塞尔资本协议Ⅱ》和《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框架内，连续地、系统地、深入地研究了可适用于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原理与方法。我通过分阶段分别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商业银行违约模型与经济资本配置研究”“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我国银行业压力测试研究”和“我国银行业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管理协调创新研究”，创新地提出并构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测算商业银行违约概率和经济资本的模型、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银行业压力测试方法等内容。相关成果在业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获得了多项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部分成果也被选入了《商业银行管理学》的教材和课堂。

从2008年开始，我带领团队以湖南大学金融管理研究中心作为工作平台，与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紧密合作，连续10年开展湖南省金融生态评估和湖南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评估，公开发布县域金融生态评估年度报告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评估年度报告，在全国是首创，促进了地方金融的发展，成为湖南大学应用经济学科服务地方经济的典型案例。在2010年中国金融工程学年会上，我提出了在原有“一行三会”的基础上建立国家防范与控制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实施整体性监管的设想，并在核心期刊《财经理论与实践》发表了相关论文。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的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中央的决策与我们学术界的思考不谋而合，也说明我们学者的研究应当更好地与国家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

个人学术的发展、学科的发展往往与国家的发展高度相关。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经济上去了，金融学科应当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发展。2010年11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访问时，我应邀在该校商学院作了一场题为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on the Reform of Supervision System of Chinese Banking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risk的学术讲座。据该校金融系教师说，这是中国教授第一次在他们的商学院作学术讲座。美国师生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控制和人民币汇率问题颇感兴趣。讲座结束时，会场师生给予了热情的掌声。

2010年，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商学院与美国著名金融学家Bong-Soo Lee教授（全球排名18位）合影留念。

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实力和中国金融机构的表现引起了美国学界的高度关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国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成果，将更好地走向国际舞台。

严师出高徒

做学问容不得马虎，治学就得严谨，讲究实事求是。只有严格要求，甚至苛刻一点，不断创新和克服困难，才能在学术前沿不断前行。

与博士毕业生合影。左一为在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任教的周四军教授，左二为在广东金融学院任教的李喜梅教授，右一为在广东金融学院任教的范香梅副教授。

对于培养人才，我的风格以严格著称，要求和标准都相对较高。学生跟着我做课题研究，虽然会感觉辛苦或压力大，但是当他们步入社会参加工作，就会认识到是在学校做课题时的辛苦和压力造就了他们，得以提前接触和了解到了学科前沿的知识，就业后才能较早进入工作状态，在工作竞争中也就更具优势。严谨的治学态度让学生受益匪浅，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思维、研究方面，更深入到了他们日后的为人处世之中。正因为这样，尽管我在学院乃至湖大北校区范围内，带学生比较严厉是出名的，但每年报考到我研究方向的学生还是挺多的。记得在由弟子们编撰的我从事高等教育30周年的《纪念册》（岁月流金，麓山纪事—— 彭建刚教授从事高等教育30载纪念）中有这样一段话：“彭老师对学生的关爱是无微不至的，他的目光言语虽然严厉，但却饱含了对学生的疼惜。在弟子的学业上，彭老师一丝不苟地指导课程学习、论文写作；在生活上，彭老师对学生的思想动态、心情喜悦、身体状况亦是关心有加。”

与2017届博士毕业生合影。

与留校工作的几位博士合影，其中三位教授，二位副教授。

教师严谨治学的态度，严格要求的工作作风，是对学生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只有对学生严格要求，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要做好学问，首先就要做好人。只有经过严格的、实事求是的培养，才能把同学们的理想、智商、情商和现代化知识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形成对国家和社会有利、对自身发展有利的个人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一种难以模仿的、无形的整合能力）。我所指导毕业的160多名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大多出生于普通家庭，但他们凭借自己在学术上的刻苦钻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中不乏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和金融机构的优秀管理人员，他们发表的学位论文中有10多篇被评为省级、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这是最让我感到宽慰的事情。

谈及严谨，特别应感谢曾经给予我深刻影响的两位导师。一位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陈念文教授，他担任中南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学术上很有造诣。陈老师以严谨的学术理念，敦促我认真治学。毕业后不久，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控制论模型方法研究》的主要内容于1987年在美国IEEE-SMC发表并被EI收录。能有这样的成绩，与陈老师对我的悉心教导和栽培是分不开的。另一位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夏振坤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长期担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和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等职。在夏老师的指导下，我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研究——发展中的商业银行及其自律与监管》，以该学位论文为基础出版的著作《现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研究》获得了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夏老师现已90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勤于思考，这种作风令我折服，同时他也是我学习的楷模，他严谨治学的风格深深影响着我，促使我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

谈及做学问，我想起了在比利时访学时的一次经历。那是春日里的一个周末，我去参观荷兰库肯霍夫郁金香公园。当时天空下着小雨，公园来往的人很多甚至有些拥挤，却并不喧哗，出奇地静。那种静反映的是人的修养，人的修养到了一定程度，自然而然会享受沉静的世界，并完美地融入其中。其实，做学问不正是需要这样的心态吗？要有激情有目标，但不能急功近利，心要静，要有耐心。当时有感而发写了篇散文《静与美》，后来刊登在《湖南社会科学》杂志上。

我们国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社会上不乏喧哗与浮躁的声音，但学术界不能离名利场太近，急功近利是不能做好学问的。我们国家要继续往前走，就应该有“静”的成分和特色。在社会转型时期，不能随波逐流，坚守住原则和底线才能看清形势，做出正确选择。回想我在美国和比利时的那段时间里，周围都是陌生人，很少有机会讲国语，因此有时间读了不少的书，获益匪浅。在比利时那种静谧的环境中，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初稿的写作。

在金融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方面，中国教授与西方国家教授各有千秋、各有所长。例如，西方国家教授比较严谨，擅长指导学生做数量分析；中国教授更关心国家大事，重视指导学生开展对现实问题的对策研究，师生团队合作紧密。与我合作的Bong -Soo Lee教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休斯顿大学）、Nicolaas Groenewold教授（西澳大利亚大学）就十分羡慕我的学术团队和湖南大学融洽的师生关系。

岁月流金，转眼已年过花甲。教学科研的节奏要进行适当调整，讲究开展学术工作的可持续性，当然学问要继续做下去。回首过往，感觉自己的生活是充实的、丰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期的经历，让我体会到了劳作的辛苦，锻炼了体魄；参加高考后长达10余年的求学经历，使我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悟出了人生的真谛；对经济科学特别是金融学的研究及人才培养，使我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乐趣。可以说，基本上做到了自己所期盼的“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