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融合的大背景下，外资公司在国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将进一步加大。12月13日，银监会官网发布消息称，经国务院批准，银监会将放宽对除民营银行外的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则。

　　另外，银监会还透露了未来外资股权开放的三个政策方向，一是放宽外国银行商业存在形式选择范围，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多样化发展。二是扩大外资银行业务经营空间，取消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等待期，支持外国银行分行从事政府债券相关业务、放宽外国银行分行从事人民币零售存款要求，支持外资银行参与金融市场业务，提高金融体系活力。三是优化监管规则，调整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管理要求和监管考核方式，引导其发挥经营优势，提升竞争力。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卿认为，在银监会未来外资股权开放蓝图中，业务范围和监管规则对外资行而言影响更大，这也是此前外资行在国内开展银行业务主要受限的地方。

　　那么，对于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业的态度，能否让外资行加码投入？对此，赵卿认为，本次对外资放宽中资银行以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对外资还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此前，对于投资持股不得超过20%的上限，实际上外资股东仅能享受股权投资回报，对于所投银行的战略发展、经营策略等方面话语权较小，所以，提高持股比例也就意味着提高了外资股东的话语权，会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外资股东。同时，对于外资行，未来可能在存在形式、经营空间、监管规则方面进一步放开，可以提升外资行的竞争力，对于外资行也是一个吸引。

　　事实上，外资银行以股权投资者身份进入中国市场，始于上一轮银行股改上市时机。2004年，适逢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中资银行需要吸收和引入先进的外部经验和国际银行的优秀管理能力。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有多家银行的前三大股东中出现外资企业的身影。例如南京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是法国巴黎银行，北京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为荷兰ING银行(ING BANK N.V.)，上海银行的第二大股东为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有限公司。

　　然而外资银行在华本土化发展进程频频遭遇水土不服，去年10月，澳新银行就曾宣布将中国地区以及亚洲地区的财富管理与零售银行业务出售给新加坡星展银行；今年1月，澳新银行又以91.9亿元的交易价格出售了上海农商行20%的股权。7月，澳新银行在出售所持上海农商行的股份后，又将出售所持天津银行股份纳入日程。

　　“外资银行在机构设立、业务范围上均受到一定限制。从资产规模上看，截至2016年末，外资行总资产2.93万亿元，占全国银行业总资产的1.26%；而2006年末的时候，外资行总资产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2.11%。十年间外资银行的规模占比是下降的。”赵卿表示。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花旗中国首席执行官林钰华指出，“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的公布，将有助于在华外资金融机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做好多方面的安排及战略准备，包括未来可能与潜在中资机构达成合作、获得牌照许可及国民待遇等”。